在本院任職期間：2009年8月1日迄今 

 學歷：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臨床人文學院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博士（2001.9∼2006.12）　

 現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2009.8.1 ∼ ）            

 經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2007.7∼2009.6）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所)  兼任助理教授（2008.9~）

             陽明大學護理所兼任助理教授（2009.9~）

 E-mail:  jenyup@gate.sinica.edu.tw

【研究專長】

 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臨床人文學、意符學、心理創傷、亂倫暴力


【著作目錄】更新日期：2009.12.04

學位論文

 專書

會議論文

翻譯

 其他

【研究旨趣】

1.         心理創傷的主體經驗研究

肉眼不可得見、儀器無法測得的心理創傷之所以能夠被賦予實體化(hypostatization) 而獲得精神醫學的重視，可謂與精神分析學的開展關係密切。十九世紀末，歇斯底里怪症的出現，引發了古典精神醫學界內器質病因論、心理病因論、及折衷雙因論的病源學之爭。跟隨夏柯（J.M. Charcot）選擇了心理病因論的佛洛伊德，根據歇斯底里症臨床觀察和治療嘗試而發展出日後精神分析學關於潛意識機制運作的基礎概念，包括潛抑的防衛機制、心理創傷的延宕效應等。

接下來，器質病因論與心理病因論在精神醫學史上的數回合角力皆與戰爭有關，從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越戰，從「彈殼震盪」(shellshock)到「創傷後壓力失調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疾病命名，心理創傷的實存性不再受到質疑。然而，隨著精神疾病診斷分類系統化的結果，「戰爭精神官能症」(“war neurosis”, Freud, 1915)、「心靈包被層的大規模破裂」(“extensive rupture of psychic envelop”, Freud, 1920)、「自我解理」(“ego-cleavage”, Ferenczi, 1933)、「創傷核心」（“Traumatic core”, Janin, 1996）等精神分析心理創傷概念，皆被美國七零年代後的精神醫學束諸高閣，而僅以重新經歷(Re-experiencing)、麻木(Numbing)、高度警覺(Hyper-arousal)等三軸向的一系列生理心理症狀描述，來捕捉心理創傷的真實，此即在精神疾病統計及診斷手冊（DSM）中被歸類為焦慮失調症的PTSD（DSM IV-TR, 2000）。 PTSD診斷標籤的益處在於協助臨床心理專業工作者「看見」難以捉摸的心理創傷，幫助經歷血戰的退伍軍人、天災人禍的受害者有了求償的依據。只不過，PTSD所預設的客觀、中立、並具有普同性的生理症狀描述，無法捕捉總是嵌在主體個人史中的心理創傷經驗。為了避免PTSD的實用性化約了臨床心理工作者對心理創傷的理解，筆者認為有必要不預設立場地重新回到心理創傷的經驗現象場，讓主體自身的訴說或沉默，對創傷現象做更細膩的描繪。

自2000年起，筆者開始研究亂倫暴力的心理創傷，2007年又投入日軍性奴役制度受害者「慰安婦」的研究。雖然在研究過程中因情境的轉換、身分的殊異（心理師、分析師或田野研究者），筆者與這些創傷主體互動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在研究取向上，則持續以精神分析、現象學、實述社會學（Pragmatic sociology, 或稱實述人類學）的方法論為參照，把握讓創傷主體自己說話的原則，盡量不預先使用既定的概念分析工具。這個看似簡單、實際上迂迴輾轉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受到人類學田野方法的影響至深。即使在操作上，終究難以超越「片面採樣」的研究結果，但由於在知識論上不再執著於生產絕對客觀、中立、完滿的知識體系，此研究取向的野心恰是在於彰顯創傷事件、主體經驗、療癒契機的異質性。而嘗試把主體放回創傷心理學研究裡，是因為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人為暴力心理創傷更根本的意涵不在於症狀，而是暗藏在症狀下的存有斷裂狀態。因此，心理療癒的問題亦不再是症狀的消除，而是做為象徵、意義、關係存有的主體，如何能從創傷後的斷裂狀態，找到修補關係網絡（人間世）的接點。

2.         社會認納與創傷療癒：憶痕、敘事、主體建構

『回憶乃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受苦的根源』（Freud 1895）。佛洛伊德的早年觀察預示了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在創傷研究裡的重要性。有別於一般事件的記憶，創傷記憶挾帶著巨大的苦痛，紀錄著受創者主體性被剝奪的屈辱時刻。創傷記憶碎片或「憶痕」（memory traces）的潛抑或解理現象，雖然暫時令主體的身分認同不致瓦解，但是在此防衛作用下與憶痕解離的情感，卻攀附於象徵體系中看似無傷的表徵，藉由心理或身體的症狀出現，繼續攪擾日常生活。當創傷憶痕再度浮現，對主體而言，曾被潛抑的創傷憶痕有如入侵的異物，其殺傷力不下於原初的創傷事件。這樣的不屬己性，日後文化研究學者將之詮釋為，暴力創傷記憶主體的缺席，創傷記憶於是被重新定義為主體無法對之聲稱所有權、說出「我記得…」的破碎憶痕（Caruth, 1995）。

難以重拾創傷事件的憶痕、以便「織出」可傳達給聆聽他者的情節（“Mise en intrigue”, Ricoeur, 1985），可以說是經歷重大暴力事件的創傷主體的最大特徵。記憶碎片的難以言喻和無法分享的狀態，加深了原本因人為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存有網脈的斷裂感，令創傷主體滯留於「二界之間」（“intervening”）。如何能帶領主體離開這幽冥、窒困的二界之間，是心理療癒者最大的挑戰。依筆者的臨床經驗，經由敘說、重拾記憶主體位置的過程，即為哀掉創傷、療癒轉化的過程。然而，在分析治療情境中的敘說，並非為了講述一個線性、一貫、流暢的故事，而是作為分析師(analyst)和分析者(analysand)聆聽認納創傷主體的媒介，另主體離開被迫承擔罪惡感和羞恥感的孤立位置，獲得為受苦狀態申訴的權利。

針對猶太死亡集中營、種族清洗等集體暴力受害者所從事的創傷研究指出，聆聽創傷主體必須同時是一種見證工作（Waintrater, 2003），為創傷主體從私領域走入公領域、爭取正義作準備。令個人創傷史進入公共領域，是一種以他者位置重新詮釋集體家國史的辯證過程，唯有透過個人史與集體史不斷地扣連、交錯，集體中個別主體的理解視框才能獲得延展，而將令療癒發生的情境或部署提升至社會認納的層次（Honneth, 1992; Ricoeur, 2000, 2004）。藉由“慰安婦”創傷主體的田野研究，筆者試圖檢視此種社會認納的療癒模式是否適用於解釋“慰安婦”在台灣後殖民處境下的療癒歷程。

3.         臨床人文學在台灣／人文取向臨床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當代心理學自從於十九世紀末與哲學分家之後，逐漸以實證科學為方法學與知識論典範，嘗試建立可實驗測量、可預測、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科學。而由此分生的臨床心理學，整體來說一方面保留了刺激－反應模式的心理現象理解框架，另一方面則承襲了精神醫學的病理學觀點，對於「異常」心理現象與行為，建立一套去文化脈絡的疾病描述、分類、診斷及治療方法。藉此，臨床心理學發展出其特有之專業領域範疇、研究方法、訓練及認定機制，成功地豎立其科學專業。但是，以實證科學為典範的臨床心理學，為了確保其科學性，卻在企圖研究人類心理現象的同時，弔詭地取消了人作為人的根本特性：具有史性向度的「說話存有」(Lacan, 1966)的主體性。

然而，當代歐陸存在著另一種心理臨床研究與實踐的典範，即「臨床人文科學」（Clinical Humanities）。它在歐陸、尤其是法國，堪稱足與實證主義臨床心理學相抗衡的另一「主流」。此一新興學門的生成，可謂精神分析學與當代歐陸人文社會科學思潮相互激盪、辯訐、對話的結果。一九七零年代，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的臨床人文學學院的設立，終於為此跨領域人文臨床心靈研究賦予正式稱名，並使得此一學門正式進入大學殿堂及學術研究機構。在正式名稱出現之前，許多按傳統學術範疇劃分，來自精神醫學、哲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的重要學者，分別以紛陳的形式、不同的涉入程度，在理論思想建樹及臨床實踐上，落實了一種跨領域的人文臨床心理研究。其中，較為國內學術界所知者如康基蘭（G. Canguilhem）、傅科（M. Foucault）、拉岡（J. Lacan）、瓜達利（F. Guattari）、德芙何（G. Devereux）、克莉絲蒂娃（J. Kristeva）等。此外，另有梅洛龐蒂（M. Merlau-Ponty）、德勒茲（Deleuze）呂克爾（P. Ricoeur）、德希達（J. Derrida）等理論家，雖本身未有實際臨床實踐經驗，他們在學術生涯中對精神分析學著作所做的批判性閱讀，亦不啻為催生臨床人文學的推手。

有趣的是，這原本起源於歐陸精神分析的人文臨床實踐理論，並未在英美的臨床心理學界得到呼應，反而是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學界，透過（法國）精神分析理論對文本、文化現象的閱讀，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承襲了精神分析對人類心靈、存有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詮釋觀點。然而，礙於學門的限制，精神分析中主體（研究者／分析師analyst／治療者）與另一主體（研究對象／分析者analysand／接受治療者）在真實情境中遭逢的實踐層面，卻在此種精神分析的應用下黯然退隱。筆者希望在以精神分析觀點研究心靈創傷的同時，能對法國臨床人文學學門的知識系譜進行整理，促成其與台灣土本心理療癒研究的雙向交流、對話，以期在台灣開闢出在理論和臨床實踐二層面上皆有長遠傳承可能的臨床人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