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長期關心漢人地方脈絡中的集體行動，及相關文化邏輯在社會變遷中的持續與轉型。
結合田野考察與社會心理層面的深入訪談，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法。我的研究範圍，由考察全球化與都市情境中的新興宗教為起點，而至目前的初步完成農村地域性情境裡多層次宗教場域的分析與討論。
過去，由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1997）開始，我先由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的研究角度出發；後續則開始進入新興宗教研究領域，關注現代性與世俗化理論議題在台灣的發展，並進行多個新興宗教團體的個案研究；之後個人擴張研究視野，一方面與華人宗教文化史有所連結，而適度整合華人民間教派的歷史考察與當代新興宗教的社會學文獻，一方面改採人類學田野民族誌觀點，以豐富化當代宗教現象的觀察與比較，也試圖將社區民間信仰納入社會學家的考察範圍。
更具體來說，個人學術發展路徑如下︰
1997年至2006年
本人於1997年畢業於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社會學系，主修社會心理學與宗教社會學，副修南亞研究。碩士論文（1992）採取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量化分析，分析與比較1990年代初期歐洲共同體十三個國家之間，一般國民對於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認知與行為上的基本模式，其中發現某些特定環境因素（例如周圍是否有行為楷模存在，是否有慈善團體的動員等），會促成個人助人態度（受個人對該類議題的一般性興趣，和個人過去與第三世界國家接觸之經驗的影響）與行為之間產生更緊密的聯結，我在碩士論文中，並以有效的量化結果建立了系統性的解釋模型。
後來，本人開始關心影響真實社會情境中助人行為的各種要素，乃選擇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做為博士論文個案研究的對象，而為了更深刻掌握集體性助人行為的的文化與宗教要素，我全面學習社會組織、社會運動與宗教社會學的有關理論，並以南亞宗教作為副修，以擴展我對於社會文化脈絡中慈善行為的理解。1995-1996年間我在台灣進行田野工作，並以志工身份對台中慈濟分會進行長期參與觀察，1997年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處理的是關於助人行為的「制度性分析」，也就是將助人行為放在較為固定性的文化規範與社會網絡結構中去加以理解，透過民族誌方法，以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內部參與者助人行為形成與維繫的基本社會過程為例，探討個人助人行為背後的集體性面向。該個案研究成果並於1999年另以中文發表：《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聯經出版），有系統的就慈濟組織情境與社會網絡和助人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華人文化傳統中的集體助人實踐，提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討論。
由於慈濟在當代台灣的興起，涉及新興宗教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出現的問題。為了擴展對於當代台灣新興宗教大量崛起的社會背景的相關理解，我於1998年起，選擇了一個和慈濟成極端對比的宗教團體「清海無上師世界」來進行深入參與觀察（兩個團體都是由女性領導，且都具有「克理斯瑪領導型態」，但前者被社會多數定義為是有社會公益性的團體，後者卻被多數人定義為異端），在進行三年參與觀察後，我開始對於台灣的新興宗教團體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報告，有系統的討論歷史變遷過程中，華人宗教傳統如何回應現代性衝擊，以及新興修行模式如何出現的問題。由1998年到2007年，除「清海無上師世界會」以外，為了更廣泛收集內部資料與體驗各類修行形式，我陸續參加了真佛宗、數個密宗小道場、會靈山修行團體、一貫道等等，並出版了系列性的研究報告。
該時期本人在新興宗教研究領域的理論性的貢獻，則是2004年出版的專著《社會分化與宗教制度變遷》。以社會學的角度，全面而系統性的對台灣1987年解嚴以後的新興宗教現象提出分析。該書以社會學的角度，全面而系統性的對台灣當代的新興宗教現象提出分析，試圖更為宏觀性的討論當代台灣宗教發展的制度性情境。該書的分析有兩個主軸：「制度性宗教的浮現」和「宗教信仰的個體化」，具體來講也就是以社會分化的概念框架，來探討在台灣本土性的脈絡裡，宗教活動如何開始有了新的面貌的問題。配合華人文化史與台灣宗教發展史之考察、清海無上師世界會與盧勝彥真佛宗之個案研究、以及社會學「新功能論」的分析角度，該書就相關議題提供了理論討論與實證性的檢驗。
除以上著作外，這一段時間，本人對於災難的社會文化建構議題，亦有相當涉入，並有相關著作出版，包括與林美容、詹素娟所共同編輯的《九二一震災論文集》；以及以專文就SARS期間台灣宗教團體的相關災難論述提出分析。
2006年至2009年
2006年以後，我的研究進入下一階段，「新興宗教議題」先有所擱置，而試圖更實質性的就幾個「更主流性」的，由傳統延續到當代的宗教次場域（民間信仰、佛教、民間教派）的內在性邏輯和其與大環境變遷間的關係，分別去做分析性的陳述。這一階段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在宏觀架構之外，對當代社會個別的宗教場域，進行更細緻的解析，並希望能將其與傳統華人社會的宗教發展生態有所對比與連結。後來，我以「漢人民眾宗教」，來統攝各類民間非菁英層次的宗教實踐，並希望能就漢人宗教的一般性性質與變遷模式，提出更好的分類與分析。這個階段，主要出版四篇論文︰
2005 （會靈山現象的社會學考察：去地域化情境中民間信仰的轉化與再連
結），《台灣宗教研究》：四卷二期。
2006 進步、認同與宗教救贖取向的入世性轉向：歷史情境中的人間佛教及其行動
類型初探。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62:37-99。
2007 （市民社會的浮現或是傳統民間社會的再生產）。《台灣社會學刊》 38: 1-55 。
2008 （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
《台灣社會學》14:1-49.
在經過更整合性的聯結以後，加上詳盡的導論與結論，有關成果更於2009年結集成書，並由聯經出版，書名為《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2009）。該書主旨在對於「漢人民眾宗教」的範圍、發展背景、內在運作方式、與變遷模式等進行深度理解，並提出相關分析框架。該書由四個當代宗教個案為基礎，試圖以此建構「漢人民眾宗教」的一般性理論：一、民間信仰在台灣全島化過程裡所產生的兼具個人靈修與集體朝聖雙重目的的會靈山運動；二、慈濟所代表的現代公眾性參與；三、佛教菁英在面對現代化潮流與殖民主義衝擊中所被引發出來的人間佛教論述與實踐；四、民間教派將傳統經典和神明啟示相調和而產生的新的文化本位性運動。討論中顯現，固定社會關係中的儀式與節慶，曾是傳統社會宗教權力展演的主要舞台，到了現代社會，則已是透過論述與認同機制，使文化權力的展演出現了新的形式。而就權力的生產而言，對比與傳統漢人社會的兩種權力生產模式「壟斷模式」和「後設再中心化模式」，現代社會則已顯現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中的社群再建構模式」。
2009年至2013年
我個人的社會學研究取向，由世俗化命題與新興宗教現象著手，過去一直以宗教組織或新興教派為分析焦點。但是出於研究上的需要，為了要對漢人信仰世界產生更具有「整體觀」的研究視野，2007年起，我開始以民族誌的方式，來收集田野材料，並進行視角與觀點上的轉型。首先，我選擇人類學家David Jordan四十年前在台灣南部西港鄉附近村落進行民族誌研究的田野點進行重訪研究。David Jordan當時以該村落宗族與宗教活動，來建構出漢人宗教世界裡「神、鬼、祖先超自然象徵操弄體系」，並說明了漢人象徵世界與社會體系之間功能性依存的關係。現在，透過重訪人類學家David Jordan四十年前在台灣南部西港鄉的田野點為研究旨趣，我希望能對地域性社區裡的網絡（如地方派系的問題）與信仰變遷面向重新有所檢視，並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
在這同時間，出於對漢人民間信仰理論整理與經驗材料累積上的需要，我將David Jordan1972年出版的田野民族誌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 翻譯完畢（2012聯經出版社），此外，我也翻譯完畢Steven Sangren 2000出版的Chinese Sociologic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Athlone. 桑高仁《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之角色的說明》（2012中研院民族所出版），該書可說是一本站在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前沿，並有豐富台灣宗教田野資料為背景，而產生的具有高度理論突破性的當代人類學著作。對這兩本書的翻譯，我都增加了相當長度的導讀（都超過五十頁），有助於更完整的引介西方當代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最新發展到中文學界中來。
當我由社會學轉向人類學以後，我長期參與聚落民間信仰活動，也廣泛在台灣各大廟會活動裡進行觀察。我深刻感覺到，雖然既有的討論與分析已經不少，包括祭祀圈信仰圈理論、進香理論、神明標準化、帝國官僚象徵等等，但多半提供的，還只是停留在某個層次的局部性觀察，而缺少對於民間信仰操作邏輯的更深刻的分析與討論。
而我在翻譯完David Jordan 《神、鬼、祖先》 與Steven Sangren《漢人的社會邏輯》兩書後，深深覺得，他們所提供的討論漢人民間信仰的整體觀，或許可能是一些我們值得去加以重新考慮的出發點。其中，David Jordan的民族誌，把漢人地方聚落中的信仰，看做是人們藉著與神結盟，來面對「非結構性力量」(鬼)的動態性的「象徵性操控世界」。Steven Sangren則用實踐理論結合心理分析來考察漢人的社會性邏輯，其中，漢人社會經由「異化」的機制，和對於這個機制中所出現的「男性與女性的利益和慾望」的轉折與安置（主要是透過神話和神明崇拜），而讓個人與集體間，相互交織成一個動態性的，「各機制間往返交錯相互扣連」的一種「父系模式」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
我覺得，可以向David Jordan 和 Steven Sangren有所借鏡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民間信仰理論，有必要在「個人心理」、「宗教象徵」、與「資源動員或社會體系整合」這三個層次之間的關係，建立更清楚的聯結，然後，便能夠透過說明其中的扣連的機制，來整體性的解釋漢人民間信仰或甚至是漢人社會的運作模式。因此，在我轉向人類學的同時，我開始累積分析成果，一步一步試著將我對於民間信仰的分析，放在一個整體性分析的框架裡。
在這樣的企圖心之下，我相繼完成了數篇論文︰
2010（由「由奧法堂」到「天仙金龍堂」：漢人民間社區中的扶鸞與宗教實踐， 重
訪《飛鸞》），《台灣人類學刊》 8(3):1-65。
2012（靈驗的顯現：由象徵結構到社會結盟，一個關於漢人民間信仰文化邏輯
的理論性初探），《台灣社會學刊》42。
2012（災難的降臨與禳除：地方性社區脈絡中的改運與煮油淨宅，保安村的例子）。
《台灣宗教研究》11(1)：53-88。
2012（廣澤尊王遊台灣︰漢人民間信仰神明階序的結構與展演）。《民俗曲藝》177
（2012.9）︰57-116。
2012（全球化下的地方性：台南西港刈香中的時間、空間與村際網絡），《台灣人類
學刊》，10卷1期︰93-158。
經材料貫穿與理論整合之下，我於2013年五月出版了《重訪保安村︰漢人
民間信的社會學研究》（聯經出版社）。
這本書是建築在台南西港保安村的田野重訪之上而完成的。保安村是人類學家焦大衛
(David K. Jordan) 1960年代末期對台灣西南部進行過村落田野民族誌書寫的地方，該民族誌中曾充分討論了有關漢人拜拜、神明會、乩童、問事、賞兵、冥婚、謝土、改運等民間信仰活動背後的社會意涵。建築在David Jordan的經驗材料和理論視野之上，本書重訪保安村進行田野追蹤，將時間向度納入考量，並結合漢人研究的最新文獻，試圖將聚落民間信仰研究，延伸為更具有理論整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研究中一方面顯示農業村落生活所形成的世界觀與社會關係確實呈現漢人社會的深層認知框架；一方面也顯示出單一聚落宗教活動如何能向上擴張到不同層次而來進行實踐與動員。而當由傳統國家進入現代國家，隨著中央與地方相互扣連方式的改變，不同集體層次間的協商與互動也開始發生轉變，地方社區不再完全是獨立性法人團體，民間信仰由轄境維繫為主逐漸轉變為民族國家內共享之「地方性」創造的主要基石。本書同時具有民間信仰基本研究命題建構與信仰變遷模式預測的雙重視野，內容則涵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世界裡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靈驗、香火、巡狩、儀式類型、災難治理、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分野與互動等。
本書的研究材料是以一個聚落「台南西港保安村」所延伸出去的各個層次（由社區、到跨村落、到兩岸交流）的宗教活動，研究內容則涵蓋著能展現出漢人民間信仰完整性之關鍵性環節的幾個連續性的主題（靈驗、香火、儀式、巡香場域、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互動）。
本書以「重訪保安村」之田野材料為一個經驗性基礎，而以建構民間信仰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或基礎性命題為主要理論性的任務。雖然既有的漢人民間信仰研究已經相當多，但一方面相關議題很少被統合在一本書中來被作完整而系統性的學術處理；一方面社會學的漢人民間信仰研究往往只偏重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層面，也很少能夠認真的就民間信仰的象徵層面進行深入討論，相較之下，本書在整合了保安村的田野資料、既有民間信仰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成果、以及獨特的社會學研究取徑後，希望能夠對漢人民間信仰提出較為全面的，立足於社會學分析角度的整合性與系統性的討論，而其成果是，本書已盡可能的將漢人民間信仰各種活動背後的行動邏輯與社會影響，鑲嵌在行動者的社界觀與集體性運作邏輯上，而予以較周詳完整的討論，同時，本書也對象徵世界、個人能動者、集體能動者之間多邊相互扣連的形式做了較為系統性的說明與解釋。
而社會學的解釋，在本書的脈絡裡，第一點是指著重於行動類型的建構與一般性說明，以來解釋事件的發生與社會運作的模式，這些類型學不完全是完全貼緊資料的直線性的歸納，而是一種具有比較性抽象意義的歸納，它必須兼顧符合行動者內在意義框架，和有著能夠進行跨文化比較的抽象層次。換言之，一種行動，可以是屬於不同的意義脈絡中的，於是，當被觀察對象的行動必然是屬於其在地的生活脈絡中時，社會學家一方面要扣緊這個脈絡來理解行動的意義，但一方面還是可以把這個意義放在更大的比較框架之中，以做某種學術性的歸納與概念上的結晶化。而本書中所出現過的許多討論，都出現了這一種社會學式的分析方式，例如靈驗的象徵結構、香火制度的元素、巡狩制度背後的實踐場域操作、各類儀式象徵中的基本類型、地方性與大型地方性的結構與生產、現代國家與全球化資本的構成特質、民間信仰行動模式與鸞堂行動模式的差異等等，在以上這些分析中所使用到的分析性語言，當然不是在地人的生活語言，甚至於也不見得是完全在在地的人的理解與掌握之中的（即使事實上在其生活周邊經常出現），但這些分析性語言的運用，卻是社會學家所最專長使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在於將在地情境裡的行動（即使是個人行動）與集體性文化傳統和集體性社會運作邏輯間扣連在一起考察，以來作為某種「能對研究對象加以整體性掌握」的研究角度與方法。
本書脈絡裡，社會學分析的第二個特點是，本書除類型學建構之外，還注意到了各種行動類型之間的複雜辯證關係、以及行動邏輯與外在社會現實之間的複雜辯證關係。社會學關心集體現象背後的各種辯證性，這個辯證性指的是，在一個集體層次所發生的︰「動機與結果的差異、個體與集體的差異、集體與全面總體的差異等，也就是現實社會條件是由不同集體所構成，集體團塊的聚合，當然和原來個體或集體所主觀期望的發展方向不盡相同，甚至於是相反，但又決不能說聚合狀態和個體或局部性的集體無關。」譬如說本書在第六章中討論了「大型地方性」時空感建構的內在邏輯，但是接著又把「大型地方性」放入了「全球－國家－地方」連結脈絡中來說明它的協商空間與適應性，形同於更為辯證性的來討論集體行動邏輯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交互影響性，這也充分呈現出了社會學的另一個特色。
簡言之，本書提供了民間信仰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礎性的討論框架，本書中的各個個案的討論，一方面細膩說明了民間信仰各個運作環節的內涵與文化操作邏輯，一方面也由不同層次，展現了社會變遷過程中，民間信仰核心環節的延續與演變的各種面貌。這本書可以相當程度有助於宗教社會學漢人民間信仰研究基礎的建立，也有助於宗教社會學與其他民間信仰研究領域間展開更為深刻的對話。
近期研究方向
本人由2008年起在台南縣西港鄉保安村進行長期田野研究，初步成果已呈現在2013出版的專著《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的社會學研究》中。
但本人保安村的田野觀察仍在進行當中。目前所進行的工作，是屬於近程的研究規劃︰
台灣鄉村領導權威變遷的社會學類型分析︰保安村的例子（一內的研究工作）
長期田野工作中，我發現保安村地方領導菁英組成的變化，很大的影響當代台灣農村的地方治理與心智狀態。而在2011年12月台南縣市改制後，地方政治生態丕變，鄉長不再是經由選舉產生，而是官派；地方上過去極為重要的頭人鄉民代表（西港鄉共有十三位鄉民代表）身分也被取消，新的政治生態還有待觀察。
我決定展開研究計畫，以漢人村落的自主性為焦點，探討在不同時空框架中村落領導的性質與變遷。有關研究的成果，有助於在理論與實踐層面，掌握漢人社區治理的關鍵性環節，也有助於理解漢人社會的權威與社會關係的運作法則，以補充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基礎知識，並更完整的處理漢人「有機性共同體」的秩序生成的歷程。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將來自於保安村田野民族誌重訪的深化，以建立時空變遷幅度中的社區領導型態變遷的跨時間性考察。本研究的分析方法，不是單純的歷史因果論述，而是以建構「鄉村治理領導型態的社會學類型」為主旨。利用歷史慣時性的資料，本研究將特別重視宏觀統治型態的變遷與地方政治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並希望透過社會變遷的考察，能同時抽離出具有普遍性（符合於政治結構框架變遷所產生的共通性的作用）與特殊性（台灣社會或歷史所獨有）的有關「聚落內在治理與平衡性」的社區政治學或地方政治學原理。
保安村的領導階層，過去大致上是有幾個家族經常在村中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而且幾乎都是屬於國民黨（1950年代以後不得不加入）。目前這幾個家族的勢力，或者是減弱（土地改革造成家族沒落），或者是大量遷出（因為在農村發展不佳而紛紛至外發展），反而是有新的人馬出現，改變了原來僅由幾個家族壟斷地方政治的情形。原來整村幾乎都是屬於郭系人馬的高度整合性的情況也出現了變化。目前村子分化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對峙的情況，而且民進黨力量已占絕對性的優勢。農村傳統望族與地方菁英力量的減弱與崩盤、傳統地方派系的既加速分裂又部分脫離於國民黨控制、和民進黨以民粹的意識型態為基礎而創造了新的地方政治運作模式，這也是台灣南部農村目前普遍存在的政治情勢。
我預計執行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由於過去我已熟悉當地政治生態，並以建立相對穩定的關係網絡，有可能就有關議題進行更為深入的觀察與研究。
而目前我已訪問過保安村數屆村長（由第三屆到第五屆〔現任〕），保安村歷屆鄉民代表，也訪問過西港鄉前任鄉長與秘書。地方派系重要的權力寄託組織︰農會（西港共有九位理事，保安村則有小組長）、農田水利會（保安村有一位聯絡組長）等等，也是重要訪談的對象。
以保安村為追蹤對象，配合David Jordan的田野民族誌，以及保安村當地政治派系的變革與領導模式的改變，我有可能來了解保安村由清代以來至今的地方領導權威的轉變，以及漢人地方社會社區自主性維繫的問題，這在經驗層次與理論層次上都預期會有著豐富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