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研究核心是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的「女書」。女書不僅是目前世上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更是農村婦女所發展出的書寫系統；更且，雖說是「書」，它必須以「吟」或「唱」的方式展演，因而與當地婦女的「女歌」傳統（如哭嫁）形成相濡以沫的對話關係。百年來，「女書歌」（女書和女歌）就在江永的瀟水流域一帶「默默地」守護著農村婦女的情感意緒，直到1982年，在女書即將步入歷史之際，才為外界所知悉。
自1992年起，本人即陸續前往江永進行女書歌的田野考察，本人的研究從女書/女歌出發，藉由民族誌的建構和理論反思，期能與性別研究、漢學研究，以及文化人類學等三大領域，進行對話。
在性別研究方面，本人的研究除了透過文本的比較分析（例如，比較女書與地方志的史敘，或比較婦女自發的女書創作與轉譯自漢文唱本的女書敘事），來析釐出婦女的性別觀點和兩性差異外，更加入了生命史敘說（life narrative）和實踐（practice）的軸線，以便將分析的場景由婦女的集體群像落實到個貌上，並以之檢視觀點如何因人而異，觀點又如何隨政經時局的更迭而遷異。
在漢學研究方面，本人的研究，主要是將分析視域由文本（text）擴及到展演 （performance）與情境（context），由書寫（writing）擴展到口語敘說（narration）與實踐。文本分析向來主導著史學、文學等以文獻和書寫世界為主要素材的學科，即便是漢學界中的民俗學研究，也難跳脫內容分析的框架。然，孰不知文本和實存之間可能存在的隙罅：文字世界所反映的，不見得就是社會文化的現實。「文本」和「現實」之間往往存在「吹皺一池春水」的漣漪效果，漣漪看似脫離現實，卻往往能更深刻地直指現實生活中的人情本真。易言之，文本並非負債，關鍵在於：如何以文本為出發點，發揮它的「漣漪」效應，而這，就有賴Bakhtin的「對話論」（dialogicality）和Bauman的「展演說」了。故而「對話」與「展演」也是本人的理論關懷所在。
就文化人類學而言，本人一方面實驗「生命史敘說」，在民族誌書寫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藉此，一則籲請台灣人類學界正視生命史作為資料蒐集工具所蘊藏的理論與方法論意涵；二則反思如何同時援引多重敘說文類，以避免生命史敘說「偏、失、溢、誤」之弊。蓋生命史訪談所標誌的並非僅止於敘說主體的個人生命感知，而是敘說主體、研究者、受眾，乃至鑲嵌情境，彼此之間的共同織緯與交互論述。
在論文的出版上，本人除參與國際學術的論述與對話（如投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merican Ethnologist,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另，在文字表述之餘，本人亦嘗試以影像見證女書，讓一般大眾也得窺見女書文化的生命脈動，女書記錄片《女書‧回生》的拍攝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