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苗族（Miao），更準確的說，是西部苗族（Hmong）中自稱為阿卯（AHmao）的一群人，他們世居於雲貴高原東北邊的烏蒙山區，二十世紀初皈依基督教，因之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中少數民族「文明化」的典範。我的研究最核心的理論關懷是族群社會與文化變遷，我認為在文明的架構下，西南土著人群自有一套回應國家權力的變遷理論，由此成就土著人群的獨立性與獨特性。我以「文明化」做為此種變遷理論的總稱，一方面顯示變遷的方向性，另一方面也挑戰文明的單一面貌。做為一個人類學家，我的研究是當代的也是歷史的，我深知在國家的政策引導、資源投入與市場推動下，百年來西南族群社會與文化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斷裂使得未來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因此，我從阿卯的社會與文化變遷反思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史，推動一種能夠反應／反思時代精神的民族誌書寫計劃，藉以呈現西南土著人群的當代性。我近期的寫作計畫與基督教和族群性有關，從文明化論述所帶來的未來效應，探討阿卯知識菁英的身份認同焦慮如何轉化成為推動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能量，主要關注阿卯的教會分裂、伯格理文字的世俗化爭議、苗文聖經翻譯、靈歌與唱詩藝術等民族誌主題，以及「苗學」與「中國現代性」的知識內容。
自1999年首次進入苗寨進行田野調查以來，我的研究對象一直是「苗/苗族/苗人（Miao/Hmong）」。我的苗研究最大的特點，是用民族誌的方法研究苗人的部落社會。在認識論上，我強調部落社會與族群社會的差異，以突顯苗作為一個類別、一個族群或者是一個部落，在民族誌中所呈現的不同樣貌。
我的理論關懷著重在探討溝通技術的社會效應。我以苗人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口語和文字兩種不同的意義媒介如何構成苗人部落社會的不同結群方式，以及溝通技術的改變如何推動苗人社會變遷。
我的研究主題分成兩大類：一是與苗人傳統儀式語言的有關研究，一是與苗人改宗與社會變遷相關的研究。在針對Hmong人父系親屬儀式與指路經的研究中，我提出一個關於Hmong人語言意識形態的論點，強調口語和文字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兩者在Hmong人傳統儀式中並沒有可轉換性。以語言意識形態為基礎，我主張Hmong的父系結群方式顯然是一個拒絕文字效應的絕佳案例，即使書寫已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溝通技術，在親屬儀式的實踐中， 仍舊保留了一個不可被文字化的意義範疇，並藉此來定義Hmong人的父系親屬群體與親屬關係。
在 Ahmao（大花苗）改宗與基督教化的相關研究中，我注意到Ahmao自1905年大規模改宗運動以來，原有的社會組織、權威結構和儀式知識系統，完全被教會組織、基督教權威與知識系統所取代，在傳教士的主導下，Ahmao基督教知識系統被塑造成是以聖經為主的語文知識系統，藉以和傳統儀式知識系統劃清界限。我主張在基督教本土化的歷程中，語文知識系統的爭議如影隨形，在每一個重大的轉折中，口語和文字的關係都再一次被重新定義，Ahmao基督教也因此呈現不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