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壓力問題已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職業健康議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探討各國政府採取何種政策介入來回應職場工作壓力問題。然而，大多數研究仍以歐美、紐澳的經驗為主軸，至今也少有研究從福利國家體制之觀點，分析工作壓力政策因應模式的國際差異。本文回顧台灣工作壓力問題之出現過程，並分析政府政策因應方式之轉變。本研究並以福利國家體制分析模型，探討台灣經驗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本研究發現，過去二十年台灣工作壓力問題的政策回應經歷不同階段，大體而言從個人取向與三級預防取向，轉變為組織取向與初段預防取向。然而，在基本勞動權益保護規範仍未能落實，且勞工集體權仍十分薄弱的狀況之下，政府對工作壓力問題的回應仍是相當被動、治標不治本，甚至是毫無益處的。西方國家依據不同福利國家體制型態，發展出不同類型的政策回應。本文指出，各國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差異，影響工作壓力問題的性質與政策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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